九游会时值中法建交60周年，故宫博物院携手法国凡尔赛宫正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备受瞩目，通过双方总计两百余件文物向中国观众展示中法双方文化交融的历史。

　　远隔千山万水的两大文明中心缘何擦出交会的火花？这种奇妙的碰撞又怎样影响了两国的文化艺术面貌？

　　中国的康乾盛世，被西方传统学界称之为High Qing时代，此时的法国也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说起太阳王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似乎很难把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然而正是这两位君主的促动，远隔千山万水的两大文明中心开始碰撞出交会的火花。

　　和许多美好的故事一样，这段关系缘起于一封信。那是1688年的盛夏，路易十四在马利城堡的书桌前郑重写下这封信，信的收件人是他素未蒙面的、远在万里之外的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他在信中称康熙为最亲爱的朋友，他说他已派遣六位数学家为陛下带来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和天文观察新知。此时这六位数学家中的五位（张诚、白晋、李明九游会、洪若瀚、刘应）已经携带着约30箱科学仪器和精美礼物抵达中国，正式搭建起早期中法两国文化交往的桥梁。

　　这五位国王的数学家（注：清政府对他们的称呼）是来自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为皇帝讲授天文、数学、人体解剖、哲学等知识，将科学著作翻译成汉语和满文，甚至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康熙以极大热忱向传教士们学习近代科学且很快领悟，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几何学原理，并仿照路易十四科学研究院在紫禁城里建立起绘画、雕刻、雕塑以及制作钟表和其他计算工具的科学院。出于对几位耶稣会士的器重，康熙还委以国家事务，中国的第一张全国地图《皇舆全图》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绘制，张诚甚至还参与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并多次陪同康熙皇帝出使谈判。

　　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用脚步丈量土地，他们的见闻以书信等方式跨越山海在欧洲传播，法国贵族们借此来了解中国这个不一样的世界。17世纪的法国人对中国政府与皇帝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沉迷于传教士们对强大的东方统治者的描绘，法国博韦皇家手工工厂受这些见闻启发，制作出一整套关于中国皇帝的挂毯，具象化了对远东君主的想象与崇拜。此系列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作品拥有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和物品，印证了彼时通过传教士建立起的中西方天文科技的交流，便是此次展览展出的《天文学家》。尽管这件挂毯绘制的无疑是一幅想象中的情景，但这种奇幻古怪的趣味恰恰是对那个时代法国人理解的中国风最忠实的反馈。

　　1693年，康熙令白晋以钦差的身份回到法国招募更多传教士来华，白晋向路易十四面呈了十余万字描述康熙皇帝的报告（即后来出版的《康熙帝传》），并为法国国王带去了珍贵礼物和包括《易经》《本草纲目》在内的40余卷汉文书籍。白晋在法期间对中国文化的宣讲引起巨大反响，吸引了一百余名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留下了大量科学仪器和各类书籍，为中法文化交往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国王的数学家的帮助下，两位君主对彼此都有了充分的了解，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推介让路易十四深深喜爱上了中国艺术，在他的影响下中国风开始风靡欧洲。

　　我们以欧洲而论，没有哪一家名门贵族的古老程度能比得上中国的那些世家，伏尔泰的这句线世纪下半叶欧洲对中国最崇高的致敬。中国风一词缘起于法国，是东西文化与想象力交融的产物九游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伴随着欧洲文化艺术的成长。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新年化装舞会上，路易十四身着中式服装乘坐中式轿辇登场，将这股中国风的浪潮推向新高。

　　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维尼奥里伯爵十分热爱中国的瓷器与艺术，密切关注法属东印度公司商业活动的拓展，积极鼓励其与中国开展贸易，1700年法属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在中国登陆。通过东印度公司，他订购并收藏了许多中国瓷，甚至有带有本人纹章的整套瓷餐具。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东印度公司为法国的王公贵族带去了大量中国制品，除了瓷器，他们对丝织品格外青睐。18世纪时，中国进口的折扇极受上流社会女性的欢迎，她们用它来搭配宫廷服饰，几乎所有贵族女性都有一幅手执折扇的肖像画。

　　另一位为两国友好往来作杰出贡献的是路易十五和十六时的国务大臣亨利·莱昂纳尔·贝尔坦，他代表国王向乾隆皇帝赠送礼物，长期与在华耶稣会士保持联系。中国迷贝尔坦关注中国的科学与生产，汇集出版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让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加全面真实，他的收藏远非花瓶式的中国风，涵盖瓷器、漆器、乐器、服饰、书籍画册乃至珠宝钱币等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令中式审美深入法国宫廷贵族人心的重要载体是瓷器。路易十四时代大量的中国瓷器便进入法国宫殿，包括国王、王太子在内的一众贵族都是中国瓷的收藏大家。这种狂热从绘画中亦有体现，我们在法国的肖像和静物画中时能见到中国瓷器的身影。

　　正是风行于法国宫廷对中国瓷器的迷恋，法国人开始如痴如醉地研究制瓷工艺的秘密，经过上百年的探索，塞弗尔瓷器工厂终于利用高岭土成功生产出了硬瓷。在酷爱中国瓷器的蓬巴杜夫人（路易十五情人）的大力扶持下，塞弗尔一跃成为生产法国王室御瓷的御窑。拥有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支持的塞弗尔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即是烧制出了一种独特的粉色瓷器，一经推出就非常受藏家和鉴赏家的欢迎，与当时流行的洛可可风格十分相配，深得洛可可教母蓬巴杜夫人的喜爱。随着这股粉色热潮的席卷，久而久之这种颜色被称为蓬巴杜玫瑰粉。有趣的是，从清宫旧藏和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塞弗尔粉瓷被当成礼物送给了中国皇帝，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制瓷的审美取向。

　　伴随着法国镶金工艺和洛可可风尚的发展，为了让瓷器更显典雅高贵，法国人开始流行为瓷器加上鎏金青铜的底座和把手，这种镶接瓷器似乎更符合法国贵族的品味，著名的青釉香水瓶就是这一风尚的代表作。

　　收藏与仿制并不能满足法国人对中国风的狂热追求，这一时期王室贵族通过装饰自己的主题房间甚至建造中式建筑来彰显自己的品味。1670年，路易十四为情人孟德斯潘夫人建造了特里亚农瓷宫，坐落于凡尔赛宫花园的宫殿正如其名，外墙使用了仿制青花瓷的蓝白彩陶，开创了欧洲仿中式建筑的时代风潮。1761年，路易十五的王后玛丽·莱什琴斯卡定制了八幅描绘中国茶叶种植和贸易的巨幅油画装饰在她的房间内，配以珍稀瓷器、大理石花纹漆家具和中国壁纸，至此这间被称为中国人厅的主题房间成为了凡尔赛宫中国风格的代表。

　　当中国狂热席卷欧洲时，法兰西的风也吹到了紫禁城。在清代宫廷中，来自法国的丰富收藏见证了中法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这些物品有的是法国宫廷的礼物，有的来自传教士的进献，有些则来自两国的贸易甚至清廷的定制。这股西洋风最终成为清宫艺术与科技文化发展的灵感，催生了中国绘画、钟表、玻璃、珐琅等领域的新风貌。

　　首先吸引皇帝目光的是西洋画。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洋画与注重写意的中国画迥乎不同，白晋描述康熙见到西洋画时的情景：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仿佛这幅色彩自然鲜艳的肖像在他眼前活生生地再现了他听我们说过的我们尊严的君主的一切奇迹。于是皇帝要求善画的传教士留在宫中任职，并将西洋绘画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师。

　　于是，西洋绘画的素描手法、明暗写实、焦点透视法（在清宫称为线法画）则乃至西方铜版画的技法都为中国传统绘画注入新的血液，纪实题材的画作开始繁荣，西洋画师与中国画师切磋技艺，留下了一大批中西合璧的作品。在他们的笔下，连皇帝都走下肃穆庄严的高台，戴上假发穿上洋装玩起了角色扮演。

　　《印版西式园庭水法图》册之《圆明园谐奇趣》，描绘了圆明园内第一座欧式水法宫殿谐奇趣建筑的正面

　　西洋钟表以其奇巧精美颇受皇帝的喜爱，因进贡的钟表数量有限，康熙皇帝命清宫造办处下设自鸣钟处，于是钟表开始进入自主生产的阶段。自鸣钟处的钟表制造仍由传教士们负责，为了制造出高水准的御制钟表，自鸣钟处不仅购置许多先进设备，更从全国各地召集能工巧匠任职。

　　由于钟表、科学仪器等器物的制作均需配有光学玻璃，隶属于养心殿造办处的御用玻璃厂于康熙三十五年成立。除了用于科学器物的玻璃，在法国耶稣会士的主导下，玻璃厂生产出套色玻璃、洒金玻璃、刻花玻璃、平板玻璃、画珐琅玻璃等品类九游会。

　　18世纪中国瓷器迎来全面繁荣，与此同时画珐琅工艺也逐渐成熟并走上巅峰。珐琅是一种附着在金属制品表面的玻璃质材料，所谓画珐琅，即是在表面烧结白色珐琅釉的金属制品上绘饰各色珐琅釉料，最后焙烧成型的工艺。这一技法源于西方，法国乃个中翘楚，因康熙皇帝的欣赏，清廷不仅向法国定制珐琅器，还从法国邀请珐琅匠师将这一工艺引入中国并设立珐琅作。随着画珐琅技艺研究的深入，中国不仅自主研制了20余种珐琅色釉，更经历了从铜胎、玻璃胎到瓷胎的创新过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州因进口西洋珐琅器就地设厂研制洋瓷，在向法国定制清宫画珐琅器物时受到启发，开启了广式透明珐琅的辉煌发展史。

　　乾隆时，皇帝下旨整理康熙朝以来历代画珐琅器物，配以楠木匣，与洋彩瓷器、痕都斯坦玉器、松花石砚等代表清朝盛世功业的文物一起藏于端凝殿中，认证了画珐琅作为当朝艺术品最高成就的地位。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铜镀金开光人物像怀表上，表盘中心镌刻着属于法国王室的金色百合花标志，表壳中央的开光处则是路易十四的肖像，打开怀表的外层表盘，一条气势威严的中式五爪龙赫然出现在机芯保护罩上。此件怀表极有可能是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以这种浪漫的方式见证了这段伟大的友谊。万里之遥，不以为远。文明之光，相互映照。17、18世纪以紫禁城和凡尔赛宫为中心的跨越百年的对话，迸发出中法两国交融互鉴的璀璨火花，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段不朽的佳话。

　　文：梅嘉妮（故宫博物院青年学者） 图：展览现场及展品（均来自故宫博物院）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邵岭